在現代經濟中，教育投資被視為經濟增長的“引擎”。早在兩百多年以前，經濟學界的先驅們就已經對教育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起到的促進作用開始了研究。當時，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中就具體闡述了教育的資本價值，并認為受過教育的勞動力具有較高的生產效率。近年來，發展中國家開始注重對教育的投資，因而其經濟增長速度也開始明顯上升，由此可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影響。 到了20世紀下半葉，學術界普遍認可了教育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這種論斷。而且不少實證研究也不斷證實了教育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舒爾茨1961年在《教育和經濟增長》一文中，對美國1929年至1957年教育投資增量的收益作了測算，直觀形象地揭示出了教育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關系。1929年，美國國民收入為1500億美元，當時美國工資收入與資本收入之比為3：1，這表明國民收入中由人力資源和資本各自創造的比例是3：1，因此可以計算得出，1929年的國民收入中：由人力創造部分為1125億美元（1500億美元×3/4），由資本創造部分為375億美元（1500億美元×1/4），當年美國勞動力總數為4920萬人。因此人均創造國民收入為2287美元/人（1125億美元/4920萬人）。再看1957年的情況：國民收入為3020億美元，工資收入與資本收入之比仍為3：1，通過計算可以得出，人力創造部分為2265億美元（3020億美元×3/4），資本創造部分為775億美元（3020億美元×1/4），當年美國勞動力總數為6800萬人，因此人均創造國民收入為3330美元/人（2265億美元/6800萬人）。顯然，1957年的人均創造國民收入要比1929年的水平高1043美元（3330美元/人－2287美元/人=1043美元/人），從以上計算中，可以看出差額是由于勞動質量提高而得來的，而勞動力質量提高則又歸因于教育投資。丹尼森在1962年出版的《美國經濟增長因素和我們面臨的選擇》一書中，用不同于舒爾茨的方法對1929年至1957年美國經濟的增長因素進行了研究，從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中，逐項推算各因素的作用，并估算出教育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根據丹尼森的計算，美國1929年至1957年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35.3%。奧內爾的研究表明：1967年至1985年期間，教育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發達國家為58%，發展中國家則高達64%。 日本經濟的飛速發展也驗證了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日本之所以能夠迅速崛起，究其原因，完全得益于明治維新以來政府長期對國民教育的高度重視和巨大投入，從而促進經濟的飛速發展。在1905-1960年的55年間，日本的國民收入增加了9倍，在此期間，勞動力只增加了0.7倍，物質資本的投資也只增加了6倍，但教育投資卻增加了22倍。1960-1975年的15年間，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3倍，同期的教育投入又增加了10倍。優先發展教育使日本經濟一直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
